当然，我们可以批评运用于现代城市的所谓高科技技术。然而，没有它们，哪有我们今天的物质享受和交通便利。试想，时速高达数百公里的高速铁路（据说感觉像飞一样），需要多少项国家级和世界级的技术（虽然未必能够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又有多少人注意到和严肃讨论，这其中一旦发生问题后后果的严重性又多大；人们现在热衷于讨论的转基因食品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只强调由此带来的丰产丰收效果，但这些技术究竟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什么，我们既不知道，也不想做认真的讨论。最滑稽的是，竟然有“砖家”提出引渤海水灌溉新疆沙漠之类的荒谬绝伦的“科学建议”，该学者不可能没有去过渤海，而但凡去过渤海的人恐怕都对那里的海洋生态充满担忧（笔者曾讨论过那里的黄金海岸环境），还谈不上生态输出啊。中国的科技主义迷恋依然盛行不衰，而我们生活中的环境风险也在与日俱增。

　　同样可以批评的还有我们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 在所有这些高科技与高速度的背后是我们同样变得失去节奏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制度本身。为了莫名其妙的世界超级大国梦想，为了虚无缥缈的GDP增长数字，为了个人成为名垂青史的富豪名人......我们已经陷入压迫自己永无休止奔跑的困境。这既不能用社会主义来称赞，也不能用资本主义来贬斥，而是一种超出自然节奏、超出人类正常理性的现代性偏执或疯狂。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眼下所发生着的一切：似乎永无休止的扩张冲动，同时是无处不在的社会风险，包括环境风险。这方面的一个最新实例是：有关部门正考虑开放1000米以下的高空非行，据说那样的话会带来数万亿元的GDP增长（可是笔者听说，我们基本没有正点的民航班级就是因为空中拥堵造成的）。

　　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精神遗产就是生产力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至高无上准则，而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则是社会制度与道德文化的沦落。我们要求，所有的规范与制度都必须为财富的增加与积累让路（商业价值与商业化正在摧毁我们最基本的人生价值观与为人之道）。可以说，正是这一点造就了我们的经济奇迹，但由此造成的社会与文化断裂不知道多久、需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得以补偿（请问我们还有哪个行业领域和部门是道德高地或孤岛？）。笔者绝非是一个简单的反现代和反发展主义者，但问题是，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社会与政治反省能力并不断地追问：我们的社会与文化究竟发生着什么，而这些现象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的基本政治与经济追求相关?

　　回到今天讨论的主题，我们应如何面对已经到来的环境风险社会。消防官员一夜之间成为与我们生活最为密切的人民公仆，就像前些日子的食品检验官员一样。但我们必须政治烤问的是，当普通百姓整天盯着这些低级的环境/安全关切上时，恐怕很难谈得上什么和谐社会或文明社会，当然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之类的说法更是痴人说梦而已！

　　——依此祭典上海“11.15”特大火灾中的58位(官方数字)无辜怨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