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转贴别人的文章，但这几天连续读到下面的这两篇，忍不住贴出来，共参阅。

为什么要选这两篇来贴呢？

因为这两篇文章写到了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及其形而上的趋势。

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在自然科学的学科分类上，而且由于经济化、政治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各种力量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议题发力，让这一议题越来越庞杂和膨胀，想想都让人窒息。

形而上的趋势则是为了解释这种复杂性而不断涌现的各种越来越抽象的理念和思潮，甚至上达哲学和宗教。

转贴的前一篇，是荷兰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刊发的《气候变化谈判之困局》一文。这篇文章的主调相当悲观，基本认为在目前的框架下，谈判几乎是没有前途的。

文章的主旨就没有必要重复了，但其中一个细节值得玩味。文中提到，“甚至下届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所在地的墨西哥国家代表，场外抱怨英语系国家不尊重西班牙语系的国家。多次抗议后才给简短发言的机会。”

有心的话，可以到COP16的官方网站（http://cc2010.mx）上去看看，虽然有西班牙和英语双语页面，但绝对突出西班牙语的主导地位，甚至许多新闻都没有英文对译，似乎要逼着想上这个网的人先学会西班牙语。

转贴的第二篇，来源于《财经网》，作者是我国环保部副部长潘岳。

潘副部长高屋建瓴，从中西文明比较的高度来阐述中华传统“对于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得出的结论是，“东西方文明在几千年前惊人相似地同时崛起，又在几千年后惊人相似地会师，会师在哪里？会师在生态文明的平台上。”

潘副部长对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进行了简略的形而上的演绎，并且明确提出这种形而上已经成为一种趋势，“面对西方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内在困境，各国一部分政治精英与学者已开始全面研究世界文明和古老宗教中的生态智慧，试图从中寻找摆脱困境的路径。”

看看，潘副部长提到宗教了吧？

（邱登科）

第一篇：

气候变化谈判之困局

转自荷兰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

近期在中国天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天津分会，除了在联合国公约组织下达成意向建立独立的基金外，并无更多进展。会议在争吵中草草收场。

年底下一站在墨西哥的坎昆，明年在南非继续谈判。然而本次与会者无论政府代表，还是国内外环保团体，抑或新闻媒体，大都对    未来的气候谈判不敢抱太大希望。一来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证明了：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二来气候谈判自巴西里约以来，未曾见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全球切实行动。气候变化谈判的困局僵局，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公地困境

正如公共地带人人倾倒垃圾而无人收拾那样，每时每刻世界每个角落都在往浩渺的天空排放温室气体甚至有毒气体。虽然各国都有其领空权，却无全球齐心协力对领空空气清扫之能力。节能减排的确切行动，在政治博弈和经济危机之下，显然变成了很多国家“您先请”的口号。

人以国分

众所周知，我们拥有同一个地球。并且，我们目前在透支着一个半地球的能源和资源消耗。在梦想和口号中，我们总说：保护地球家园。然而近200多个国家，各国有各国的核心利益，而其中存在互相冲突的利益。在联合国体制下大国与小国、南与北、穷与富......谈判博弈错综复杂。各国代表理所当然的代表该国执政党的利益，不可能出现代表全球人类福祉的超越于国家之外的超人，或者超级领袖。联合国当然也不能解决问题，它是各国吵架斗智的场所。

联合国机制

目前的联合国机制还是基于二战之后成立的，无非大国操纵小国被边缘化。无怪乎本次天津分会最后演变成中美两个大国的较量，很多小国甚至没有发言权。甚至下届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所在地的墨西哥国家代表，场外抱怨英语系国家不尊重西班牙语系的国家。多次抗议后才给简短发言的机会。并且，一国一票需要全体通过的机制，很难让每个国家都在统一的一份事关人类未来的气候变化协议上签字并在每个国家的国内生效，反导致比马拉松更没有尽头的无尽扯皮。当然，一国一票全体通过与绝大多数表决通过，本身在现行联合国体制下，就是两难选择。

人类困境

一方面，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机制建立起总量控制及交易的市场机制导向的减排方式，并写明一切措施都在“business as usual”的基础上进行；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带来的灾难已经数不胜数，并且愈演愈烈。蔓延的干旱、汹涌的洪水，以及全球各地闯记录的高温，失去冰原寄居草地的北极熊，种种负面影响已经等不及让（依赖化石能源的）生意照常做。可悲的是，至今人类还没有找到一举可以替代石油煤炭的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都只占总能源的较小比例；核能建设周期长，废料污染，不依赖国家补贴不能维持建设。

主观上人人都想维持并提高当下的生活水平，客观上现实不容许我们透支后代的资源能源与我们共同的地球。制造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的人类自身，在自私自利争吵中能否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呢？

第二篇：

潘岳:中华传统的生态智慧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0年10月22日

中华传统不仅在价值理念上以天人合一为诉求，而且具有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与之相匹配，更是深入到了广大群众几千年的生活实践，对于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100多年来，中国始终在向西方学习，走西方传统工业文明道路。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果，但西方100多年的环境污染也在中国30年间集中地体现出来。

　　中国不能延续老牌工业帝国的旧模式，必须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西方工业文明和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

　　西方工业文明有其自身的特征和规律，比如以获取利润为动力，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为制度，以建立在工商业和金融业上的城市为载体，等等。它带来了巨大财富，也用尽了一切手段把发达国家的阶级、经济、社会矛盾转移出去。

　　几百年后，人们发现，什么危机都能转移，惟有环境危机转移不了。因为气候危机一来，飓风不光袭击东南亚，也袭击新奥尔良；海水上涨不光会淹掉南太平洋小岛，也会淹掉纽约。

　　面对西方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内在困境，各国一部分政治精英与学者已开始全面研究世界文明和古老宗教中的生态智慧，试图从中寻找摆脱困境的路径。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又将目光转向东方和中国。

　　中华民族是有特殊性的，其最大特殊性在于它是全世界惟一以国家形态传承，而又同根、同文、同种延续几千年的民族。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独自延续生存到今天？因为其文化理念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其伦理与制度充满着这种深刻的生态智慧，其生活方式实践着这种深刻的生态智慧，其历史传统延续着这种深刻的生态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释道三家。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即中庸、和谐、包容。这套文化体系不光有伦理准则，更有一系列政治制度与生活实践，比如大一统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乡绅制度、教育制度等，它一贯倡导有序、平衡、包容、协调，这正是中华民族延续至今不灭的根本原因。当然它们有缺陷，不然当初不会导致革命。

　　一些人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它的物质基础已被全面推翻，其价值观并不适用于今天的工业化社会。这是错误的想法。各大宗教都是在农业文明时产生的，但在今天依然是各自文明的精神支柱，并从中孕育出了下一步发展的种子。中华传统不应该被抛弃，它还没有过时。

　　中华传统的核心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价值观在现实制度和生活中就具体落实为一个“度”字。“度”就是分寸，就是节制，就是礼数，就是平衡，就是和谐。“度”是一种从容回旋的空间，是一种进退有余的艺术，是一种节制合适的平衡，是一种立身达人的智慧。概言之，“度”不仅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也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更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凝练表达。

　　这种智慧不光存在于圣贤典籍中，还通过家族和礼仪牢牢地在基层社会中扎下了根，这也是中华传统伟大的一点。在传统社会中，大到国家制度、施政方针，小到士农工商、琴棋书画，古代圣贤典籍中四书五经的大道和世俗官民生活中的小道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如治家之道，茶道、商道、剑道、酒道、弈道、医道、药道、江湖道等。

　　所谓道，就是精神，就是原则，就是境界。上连天道自然，下通人伦日用。不追求物质享受的最大化，而是追求生命之美和人生意境，使得生态文明中的日常生活超越了现实的功利追求。这些生活实践看似涓涓细流，却共同汇成了生态文明所需要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从容有度的生活方式通过节制人的无限欲望，追求充实饱满的精神世界，能够纠正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重重迷误。

　　东西方文明在几千年前惊人相似地同时崛起，又在几千年后惊人相似地会师，会师在哪里？会师在生态文明的平台上。我坚信，中华传统文明虽然是农业文明时期的产物，但具有普世价值，更能够进行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尤其是在生态方面，因为中华传统不仅在价值理念上以天人合一为诉求，而且具有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与之相匹配，更是深入到了广大群众几千年的生活实践，对于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中国在短短百多年时间内从农业文明一跃而入工业文明，再由工业文明向上一跃，提前跨入生态文明，是完全可能的。

（作者潘岳，国家环保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