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君住东江头，我住东江尾，共饮东江水。

　　东江是珠江流域四大水系之一，不仅为赣粤港4000万人口提供用水，也承载着赣州、河源、惠州、东莞、深圳、广州等地的航运和灌溉，为珠三角及香港地区的繁荣稳定提供着重要保障，是名符其实的“政治水、经济水、生命水”。

　　近年来，东江流域因气候变化带来的水量减少，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紧缺、水质污染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加之上下游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种矛盾逐一显现。东江流域水危机成为政府和公众迫切关心的问题。

　　20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由深圳水库至江西寻乌县桠髻钵山对东江进行“潜水”考察，途经东莞、惠州、河源等地区，行至新丰江、枫树坝、白盆珠三大水库，沿途采访当地居民、相关水利水电单位及各级政府官员。水资源紧缺是各城市共同面临的发展瓶颈，围绕着水的使用权和排放权的竞争日渐激烈，因水质下降造成的资源性缺水更是让整个流域各级政府头疼。

　　与此同时，非法采矿带来的生态灾难、大规模养猪造成的面源污染、垃圾污废处理能力匮乏、工矿企业的历史欠账过多？？重重问题困扰着东江流域各城市。

　　在水资源压力之下，有的城市甚至做出了巨大牺牲，保障了4000万人的用水安全。这场保护水、挽救水的战役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道路依然漫长。

　　20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锁定水利，划定“三条红线”，提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广东省藉此机会强推东江流域“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推动一系列工程实施更严格的水量监控，加强保护区的环境监督，严格控制水源地的工矿开发、经济林种植和养殖业规模。

　　“红线”对流域内的各城市而言，既是枷锁，也是空间。在此契机下，人们开始反思发展模式、呼吁制度优化，并且积极寻求出路。

　　多位相关职能部门官员和业内人士都发出这样的声音：从国家层面统筹跨省流域的规划和管理;在立法和制度层面尽快建立起全流域综合整治的协调配合机制;尽快将水资源保护的责任以考核的形式落实到地方官身上？？

　　形势逼人。东江流域对于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探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如何解决东江面临的各种困难，建立起省、市间更合理更有效的责、权、利机制，东江探索的样本意义值得深思。

　　水污染：谁是子孙后代的罪人

　　表面上不显山露水，但是整座山很快就被毁掉了

　　“谁盗采稀土矿，谁就是子孙后代的罪人”;“采取超常规措施，坚决打击非法开采稀土矿行为”？？从赣南到粤北，此类横幅标语随处可见。

　　在东江流域水源涵养地的山林里，到处活跃着铤而走险的“稀土大盗”，以及围追堵截“稀土大盗”的国土、公安、林业执法人员。

　　东江水质最大的威胁之一，来自源区开矿造成的面源污染和重金属污染。稀土矿的破坏式开采法带来的危害尤甚。

　　最近几年来，“国家重要战略矿产资源”稀土走私猖獗，因为限制开采更是价格飙升，利益驱使下，稀土遭疯狂盗采。

　　“持久战、游击战？？他们都用上了。”2011年10月下旬，河源市龙川县上坪镇一名干部对本刊记者说，“白天捣毁了，晚上他们又去开工，一个坑、一袋碳酸氢铵、一张塑料布就可以开采。”但是他强调，在严厉的打击下，这里已经没有规模化的盗采。

　　至于之前发生在这个镇新村的那场“枪战”，他解释说，是由于农民抢夺开采以前开矿时留下的边角余料发生的冲突。目前，公安局已经成立专案组，驻扎在上坪镇，尚未结案。

　　山村里的枪声

　　导致1人死亡、3人受伤的镇新村枪击事件，被官方定义为“林地纠纷引起的持枪斗殴事件”。随后广东多家媒体跟进报道，直指这一恶性事件是非法采矿引起的纠纷。

　　2011年10月5日凌晨，在新村村委渡田河自然村一个小店门口，28岁的刘振金被26岁的曾凡漕开枪击中，左胸至腰间被装小钢珠弹的猎枪打成了蜂窝。据媒体报道，刘振金一伙人开了个稀土矿点，曾凡漕等人要求入股，双方没有谈拢并发生冲突，后曹持枪行凶。

　　11月1日，龙川县公安局发出了对曹凡漕的“悬赏通告”。截至记者发稿时，办案民警说犯罪嫌疑人尚未落网。

　　行凶者的枪是自制的。10月底，在河源市东源县仙塘镇仙塘工业园区以北的205国道上，本刊记者偶遇一群摆摊叫卖枪支、电棍、管制刀具的人。做工粗糙的自制猎枪，装填的小钢珠弹与死者身上取下的子弹看起来类似。劣质一些的“手枪”实际上不过是装塑料子弹的玩具气弹枪，但是电棍和砍刀都是货真价实。

　　国道上，俨然一个流动市场。本刊记者下车观看时，不时有粤B、粤P、粤L等牌号的车停下，与各摊主讨价还价、看货交易。

　　“鸟枪800，手枪600，电棍200，要的话可以便宜点？？”女摊主招呼起客人，泰然自若。

　　“头顶生疮，脚下流脓”

　　2011年11月初的一天，粤北地区还是烈日炎炎。本刊记者跟随河源市国土执法大队队长吴镜辉一行人上山，寻找盗采稀土矿的作业点。

　　在和平县优生镇新联村，刚刚因为媒体曝光而端掉了一个窝点。上百亩山体斜坡上，架着白色的水管网。本刊记者一行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当地的执法部门已经在做清理工作。水管已经被一节节砍断，刀痕处渗出溶解着草酸的水来。

　　山坡上的几个大沉淀池随着“轰隆”一声巨响，被炸成乱土，满池的水喷向天际，又顺着山体哗啦啦地留下来。

　　“这个规模不是农民偷挖老矿的边角余料，显然是老板做的事，而且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现场的国土执法人员这样下判断。

　　在现场协调各执法部门的镇干部发誓赌咒地对本刊记者说：“我们也都不知道老板是谁，我们跟他们都是仇人!他们白天都不出现，一个星期前我们才来清理过，但是很快他们又恢复了。”

　　现场的公安干警也向本刊记者证实：来过几次，即便是把车放很远，走路上来，也堵不到人。“他们都有放哨的。”

　　吴镜辉告诉本刊记者：“市委市政府打击盗采稀土下了很大决心，从2006年以来，我们已经打掉了200多个窝点。”

　　河源市开始有大规模的稀土盗采行为，也就是近几年稀土价格上涨之后的事。2006年到2007年集中打击了两年以后，2008年情况有好转。但是，自从2009年至2010年稀土价格飙升后，盗采行为又有抬头之势。

　　吴镜辉用“头顶生疮，脚下流脓”来向本刊记者解释盗采稀土矿对山体造成的灾难性破坏。以前的国有稀土大矿是采用露天开采的方式，整片整片的山体被挖开，触目惊心，污染严重并造成水土流失。

　　最初的私挖滥采也是露天开采，在受到严厉打击后开始转换操作手法---从山顶打洞灌药侵蚀山体。手法隐蔽了，也更危险。表面上不显山露水，但是整座山很快就被毁掉，变成植被不能生长、径流携带面源污染、且潜藏着次生地质灾害的危险区域。

　　2011年7月22日开始，河源市又展开了打击违法盗采稀土的专项行动，即便是坐在出租车里，也能听到广播里反复播出悬赏通知和举报电话。

　　根据9月份统计，自专项行动以来，和平县一共出动了3100多人次，投入250多万元整治资金，对53个非法采矿点(含老矿点)进行整治、毁闭。炸毁矿池204个，回填水池5000多立方米，捣毁厂房6360多平方米。清除的水管，连起来有9.6万米长。

　　与盗采者玩“猫捉老鼠”

　　为什么盗采稀土行为在打击力度这么大的情况下，还会屡禁不止。吴镜辉总结说：“因为风险低，利润大。”

　　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盗采矿产资源达到一定的价值，才能提起诉讼。但是如何取证和鉴定，就很困难了。稀土包含在矿石中，以现在的“游击战”作战方式，盗采者往往是蚕食搜集，且马仔在前，老板在后，就算抓到人，也很难认定他究竟盗采了多少。且评估机构全省仅一家，基本没办法走国土条线的法定程序来给予盗采者沉重的打击。

　　所以，除了一些超常规手段，如收缴摩托车、砸掉柴油机等打击方式之外，联合执法组一般都是从林业角度入手，按照盗采稀土矿造成的“毁林面积”来认定和处罚。

　　而对稀土盗采的“头目”来说，抓住了一般只是损失工具成本，只要别跟同行火拼出人命，月入千万也不是梦想。

　　国土执法之难，还不仅仅是制度上的执法困境。在龙川县踩点时，几位执法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他们总结的对手有三种人：有钱的、有权的、带黑的。

　　“有的时候情况很诡异，”一位执法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你到一个镇一个村之后，就会觉得气氛不对劲。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的盗采行为，尤其是上规模的盗采行为，是存在保护伞的。在你的地头上开矿，你能不知道吗?”

　　长期从事执法工作，与盗采者玩“猫捉老鼠”，不仅要顶着工作压力，也要承担很大的心理压力。“这几年来，我经常收到恐吓短信，精神压力真的很大。”龙川县一位国土执法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他们连小孩子都不放过。”说着说着，他的声音哽咽了。

　　而他的另一位同事则告诉本刊记者，这些“带黑的”团伙从执法人员的亲人下手，拉他上中学的儿子“入伙”，还打他。最后，他迫于无奈将小孩转学异地。他们认为，要打击盗采行为，必须得整治行业市场，要挖出“幕后老板”，惩治“保护伞”，否则，这场沉重的战役永不落幕。

　　争水与争发展

　　当上游地区提出生态补偿说要钱的时候，下游地区常常就会提出污染问题说赔钱的事，“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议案被反复提了多年，仍然推进艰难

　　江西省寻乌县环保局副局长赵志麟，最近两次被叫到赣州，向赣州市环保局写“情况说明”。

　　因为，广东省来函告了他们的状。

　　根据寻乌县提供给本刊的资料，寻乌境内的水源地水质基本是国家二类水，出境断面基本是三类水，符合国家饮用水源标准，有时会有些波动，比如枯水期，个别指标会超过四类。但是并不会危及下游的饮水安全。

　　而根据广东省相关部门的检测数据，江西入境的水质却非常差，远不及广东自己监测广东省部分的东江干流水质。寻乌水、定南水省界交水断面的水质近几年经常为四类水，有时达到五类。

　　“我们只有义务没有权利”

　　“如果说污染的话，一般也就是面源污染造成的氨氮超标，是最容易处理的。绝大多数指标都没有问题。”赵志麟告诉《望东方周刊》。

　　他说，寻乌原有的100多个国有稀土矿点已全部关停，连续三年的矿权指标也全部取消;2007年至今，原本可以上马的15家企业，都因为保护东江源而未能落户;三年内还取消了经济林的砍伐指标，以限制发展的代价让出大量环境容量？？如今，在年财政收入仅2个多亿的情况下，还投资4000多万进行绿化工程，5000多万兴建县城污水处理厂，实施“五大”工程，“十项”措施等等。对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已经有些不堪重负。因此，他们不断呼吁着上下游责任共担。

　　“我们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赵志麟有些抱怨，“说到生态补偿，下游不会给钱;但是一说到污染，下游就要来告状问责。”

　　当上游地区提出生态补偿说要钱的时候，下游地区常常就会提出污染问题说赔钱的事，“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议案被反复提了多年，仍然推进艰难。

　　这样的纠葛不仅发生在省际，也发生在市与市之间。比如，因为东江二级支流淡水河的污染问题，惠州市数年来也多次跟深圳交涉，深圳则“提交省政府仲裁”。

　　“深圳很有战略性眼光，他们的东部引水工程，从我们上面把优质水引走了，然后淡水河的排污却流回惠州，这样公平吗?”惠州市的一位政府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生态补偿”还难成共识

　　改革开放最早一批受益者、而今生息活计都深度依赖着东江水的深圳人，并不是端起漠不关心的姿态，不懂得“饮水思源”。深圳市水务局调研员、高级工程师戴金水对本刊记者说：“深圳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别关心东江问题，几度提出要给上游补贴，让他们保护好水质，但是最后都没能实施。”

　　实际上，不管上游还是下游，关心江河水的人很多。但不管是驻扎在江源的环保NGO项目，还是定期走“东江行”捐资扶贫的官方活动，资助并不成规模，没有系统性，也并无可持续性。要建立一个稳定的补偿模式，何以这么难?

　　广东省水利厅副厅长林旭钿告诉本刊记者，这并不只是东江的困惑。

　　他说：“在中国，大的流域基本都跨省、跨市。从流域统筹来讲，不同层面就有不同层面的考虑。这几年我们调研，看到流域源头的群众作出了努力和贡献，也听到江西省各级党委政府有这样的呼声，并且大家还开展了一些生态补偿机制的调研。但是我们感觉到，靠省和省之间联系是比较难的，各自考虑问题的角度、方式方法毕竟不一样。”

　　流域内的补偿，是一个复杂的又关技术又关经济的问题---

　　比如说，某流域沿线各地的党委政府，对流域的管理，守土有责、守水有责，是第一位的。水的跨省或跨市的交界断面，交出去的水按照国家要求应该是几类，完成底线指标是地方党委政府的责任。不能说为了满足这个指标，就得给钱。

　　但是，一种情况是：地方党委政府通过各种保护措施，超额完成了任务，原本要求三类水达标的，现在交给下游是二类水，那么就相当于把原本可以由自己使用的环境容量腾出来交给了下游，为下游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源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补偿就合情合理。

　　另一种情况是：上游应该交三类水，却给了四类水，下游还得投入更多去修复，那下游政府就很难心甘情愿再给上游补偿。

　　河源市下游的一些地市官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经表达这样的忧虑：首先，就算下游愿意给补偿，钱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付，“没有制度规定”;其次，下游如果给予支持和补偿，如何保证上游城市把这些钱都能用到“保护”上去，而不是投入更大的冒险行为中?

　　林旭钿对本刊记者说：“建议从国家层面研究这些问题，提出综合的指导意见、法规、政策。迄今为止，跨省的流域管理法规还比较欠缺。法规体系不健全，就没有办法支撑生态补偿。现在虽然跨流域管理上对地方政府提了一些责任，但对实现方式、失责处罚，都没有明确界定。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直饮水工程”

　　在制度问题尚未解决时，商业化模式已然入侵水权竞争。

　　一个构想了十余年、计划投资300亿的直饮水工程，在锣鼓喧天的宣传之后，又陷入沉寂。

　　河源、惠州、深圳等地的相关官员均向本刊记者表示：这个从新丰江万绿湖水库调水、专线供给下游几大城市的“直饮水工程”，恐怕要流产。

　　河源境内的万绿湖面积370平方公里，总库容量139亿立方米，是东江流域最大的水库，也是东江最敏感的饮用水源保护区和最关键的水利枢纽。

　　2008年，河源与深圳、惠州、东莞、广州等城市签订了框架协议并申报至广东省发改委---河源市将采用全封闭式管道，每年向这些城市输送1亿到2.5亿立方米不等的水，每个市再建立起一套独立的管网系统，将从100多公里外送来的一类标准水直供每家每户。

　　按计划，到2010年左右，深圳、惠州、东莞、广州等地的部分市民，就可以喝上全广东省最优质最安全的水。这个消息一度令各城市民众振奋。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新建直饮水工程从经济、技术、工程上，处处“行不通”。

　　尽管河源市做了很多可行性论证，极力推动项目实施，但一些问题依然困扰着下游城市。

　　对原本极度缺水又极重视饮水水质的深圳市而言，对直饮水项目起先很积极。问题在于，这得在市区内重新建立一套管网，2.5亿的供水量也不能完全解决6亿多吨的居民生活需水量。“除此之外，我们计算出这个直供水到每家之后，价格会高达50元一吨，这个水给谁用呢?”深圳市一位曾参与此项目的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他说，直饮水从新丰江水库调走几亿吨水量，对东江的水量水质、沿线的水厂都会造成冲击。如果直饮水能彻底取代原来的管网，那还好，否则不仅重复建设，也会造成不公平。“后来我们发现，到实施阶段应该是商业行为，受益的不会是多数人。”

　　对原本地处东江干流、水量充沛水质也相对良好的惠州市而言，对这个项目一开始就比较“被动”。惠州市水务局一位曾参与此项目的官员对本刊记者说：“我们本来不想要的，觉得没有必要，但河源市非常努力地推动这个项目，指望着靠水实现经济效益。2008年还做了论证，并且说动省发改委、省政府要上这个项目，我们最后就跟他们签了个协议。”

　　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市政府也反对这个工程，新丰江水库是一个重要的调节水库，枯水期的调节全靠它，是广东水资源的命脉。你直饮水供下去之后，把水抽走了，枯水期怎么办?

　　指标比钱更重要

　　新丰江直饮水工程遇到的终极障碍，还是指标。参与这个工程的甲方乙方，包括河源市在内，到了一个底线都不妥协---“如果这个水要占用我们的指标，就绝对不行。”

　　直饮水的概念在设想和推动之初，东江还没有实施“分水”。也就是在直饮水工程上报广东省发改委时，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广东省东江流域水资源分配方案》，确定广东东江流域年最大取水量106.64亿吨(1吨=1立方米)，指标严格分配到流域各地市。其中：

　　在正常来水年，河源的总分配水量为17.63亿立方米;惠州25.33亿立方米;东莞20.95亿立方米;广州(增城和东部)13.62亿立方米;深圳16.63亿立方米;东深工程供香港11亿立方米。

　　每个城市的相关部门官员都向本刊记者表示：这个水量分配，对于该市未来的发展而言，严重不足。比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80立方米的深圳。

　　再比如惠州市，按该市发展规划，到2020年，水资源的需求量会达到30亿立方米，但目前25.33亿的指标却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让他们焦虑万分。

　　河源作为人口密度相对较小的欠发达地区，17.63亿的指标看似不少，但传统的农业用水就占据了12.2亿分配水量，工业和生活用水一共只剩下约5.43亿立方米的空间。在大兴“产业转移园”和“矿业大市”的当口，这个指标量已经成为河源发展的瓶颈。如果说直供水工程每年七八亿立方米的水量指标还需从河源市自己的指标里扣除，不太现实。

　　但其他城市的立场则是---既然我花钱买你的水，是一个商业行为，这就应该是一个包括水权在内的买断行为。类似于新丰江水库是一个矿泉水厂，占用河源市的工业用水指标，生产出来的矿泉水销往各地，不可能再从各地去要回这个指标。

　　河源市水务局总工程师吴野告诉本刊记者，如果要占用河源的指标，那河源肯定不干。他说：“河源市目前的分水量已经严重不能满足这个城市的需要，并且限制了我们的发展。指标比什么都重要，比钱更重要。”

　　最现实的问题是：东江水的分配方案，已经满负荷地使用了东江可利用的水资源量，不可能再调剂出指标。“直饮水”的指标争执实际上是各城市在水权上的坚持不让步。

　　“广东水塔”

　　即便是在各别墅的售楼中心，推介人员也说着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城市口号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 | 广东河源报道

　　“寻觅你梦寐以求的生活真谛，使您的人生境界超越奢华定义？？”

　　新丰江水库上的地产“大动作”丝毫不低调，在进入河源的高速公路路口，人们就可以看到巨大的广告牌---“给世界一个万绿湖”。

　　这个超越了“奢华”的定义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设想一下，华南第一大湖，国家级森林公园，4A级旅游区，湖光山色的“广东水塔”，珠江流域最重要的饮用水源保护区，有着全广东最好的水和空气，青山绿水间还惊现桃花水母等濒危的一级保护动物？？这一切，如今都是可以用钱买来的“尊贵独享”。

　　在新丰江水库万绿湖位于河源市东源县新港镇的湖畔，30多幢独栋别墅已建起。工程车挖山填湖，不仅改造了山头，还制造出了“人工沙滩”。大约500亩左右的湖面被圈了起来，将成为“只为业主独享”的项目内湖。

　　开山填湖的“合法项目”

　　2011年10月，《望东方周刊》记者以购房者身份来到新丰江水库上的这片别墅区，即黄河集团的“万绿湖国际公馆”。项目销售代表黄某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已经建成的别墅、公寓、会所还有五星级酒店都只是项目一期，总开工面积20万平米。不管是削平了一些生态公益林，还是填了一部分湖，都是手续齐全且通过了各单位的审批。一期土地是2007年获批的，产权到2057年。此外开发商已经拿下了整个片区7000亩左右的地，接下来几年时间内还会建体育公园等后期项目。

　　“万绿湖国际公馆”的别墅最低1000多万一套，“楼王”3000多万，到本刊记者采访时，已经售罄。500多套酒店公寓也相当走俏。已经投入运营的五星级酒店，成为商务接待的热门场所。

　　这个奢华的项目，即便在河源市，也是颇多争议。

　　河源市国土局的一位副局长告诉本刊记者，这个项目手续合法，也不会造成污染，他希望“给予河源理解和支持”。

　　河源市政府亦有官员向本刊记者提出质疑：“这个项目中途都叫停过，可不知道为何后来又上马了。那个地方原本是一个水泥厂，因为水源地保护，把水泥厂迁走了，谁知道又进来一个地产项目。”

　　水务部门的官员则告诉本刊：万绿湖被圈起来的那个地方，曾经被提议要作为河源市的饮用水取水口，但后来作罢。

　　而下游惠州、深圳和广州等地的水务、环保部门官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听闻此项目，都表示“需要呼吁一下，这样的项目应该叫停”;“如果连新丰江水库都保护不好，还谈什么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万绿湖国际公馆销售代表黄某告诉本刊记者，项目的主要审批都是从广东省批下来的，东源县只是发证，即便是河源市作用也有限，“大事省里办，小事市里办”。

　　广东省水利厅副厅长林旭钿则告诉本刊记者，“广东省对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建设项目管理有严格的规定，前些年处理那个水泥厂，包括湖里面的小岛建设，省政府下了决心，还给了河源一笔钱，把水泥厂给搬迁走了。”

　　如果是新开项目的话，不太可能获批。

　　事实上，“万绿湖国际公馆”五证齐全，且通过了环评。

　　华南城：从“物流平台”到“山水大城”

　　河源市境内，用东江水作招牌的地产项目不止万绿湖国际公馆一家。在紫金县采访时，本刊记者被带到临江工业园的另一片新建别墅区——华南城十里东岸。

　　“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2009年华南城进入的时候，本来说的是建商贸物流城，几年下来，物流城没建，别墅、高尔夫、马球俱乐部倒先建起来了。”当地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120万平米私家山体公园，80000平米私家大湖湾”，江山湖林等“稀缺自然资源”成了楼盘的卖点。

　　当地国土执法人员则告诉本刊记者：看到这里在建独栋别墅，还专门上门去查过，但是别人证照手续都齐全，属于“熟地”，也就不能再管。

　　此前据广东省媒体报道：2009年7月28日动工的华南城项目，是由华南城控股全资投资开发建设，总规划建筑面积180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华南城总裁梁满林当时介绍说，“河源华南城总投资约100亿元，预计3-5年内建成。届时，这里将成为集工业原材料、建筑材料、成品市场，以及信息服务、物流配送、展览展示、物业管理、金融结算和旅游、餐饮、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超大规模综合商贸物流平台。除了商贸物流城之外，还将建设两座星级酒店、两栋高档写字楼、高尔夫球场、别墅、40万平方米的超豪华SHOPPINGMALL、高层住宅、大型文化广场等配套设施，整座城的绿化率将超过70%。河源华南城建设完成后，将提供数万个创业、就业机会，创造可观的税收，还可带动周边的投资环境，留住现有企业，吸引新的投资，将是当地最大的招商局。”

　　楼书里重新定义的华南城，是“以250万平米罕见体量打造出集高档别墅、大型商业服务中心、购物中心、星际商务酒店、学校、银行、健身娱乐设施等为一体的山水大城。并不惜巨资配置直升机，马术俱乐部，高尔夫练习场等，以全球顶级配套，打造南中国高端生活解决全案。”

　　理论上的“零排放”、“中水回用”

　　客家古邑，万绿河源，河源市有着“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广东省文明城市”等殊荣。本刊记者在河源采访时发现，不论公务员还是普通民众，环保意识普遍很强烈，都知道河源是广东的生态屏障。即便是在各别墅的售楼中心，推介人员也一直说着“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城市口号。

　　长期以来，为了保护东江水源，河源一直被限制发展，作出了重大牺牲。似乎新一轮的“腾笼换鸟”、“产业转移”给河源带来了新契机。

　　六年之内，六大工业园的架构搭建起来，河源发展高歌猛进。以“环保”为前置条件打造环珠三角新兴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打造“粤东宝库”的“矿业大市”，市政府铆足干劲引进项目，发展经济，要抓住珠三角产业转移的契机实现跨越式发展。

　　产业转移和城市更新并不是依托一两个样板工业园和几个大手笔项目就能够完成。本刊记者在河源市看到，虽然说按照规划，一区县建立一个工业园，各职能部门严格把关，规范服务，确保大规模建设的合理有序。现实情况是大量县一级，区一级乃至乡镇一级的“工业园”却也迎头赶上，纷纷圈地建立起来。比如说，仅在东源县仙塘镇，蝴蝶岭工业城附近，就有嘉乐工业园、仙塘工业园、福新工业园、徐洞工业区等好几家工业园区。

　　东源县工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吴伟锋告诉本刊记者，任何工业园，环评过关，是企业进入河源的先决条件。市委市政府对环保问题相当重视，只要是有污染的企业，一律不能进入河源。所以，这个监控是很严格的。

　　正是因为严格准入，加上产业不景气，河源市的工业园区还处在蓄势待发状。这个城市，相当一部分经济增长实际上还摆脱不了土地财政。

　　参与环保部东江水污染控制项目的一位环评专家告诉本刊记者：“这是实验室理论，很多项目在做环评的时候，都是可以把排污计算成零的。但事实上却是另外一回事，成本是最大的障碍，监控能不能到位也是一个问题。很多号称环保的企业，比如电子类企业，都会有重金属污染的可能，理论上的零排放，中水回用，现实中我们观察没有企业可以做到。”

　　他告诉本刊记者，如果将产业转移到上游生态敏感区，是值得商榷的。容易把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放到火上去“烤”，到头来谁埋单?

　　河源市紫金县部分村民血铅检验超标事件在2011年5月曝光后，血铅超标的肇事者---临江工业园区三威电池有限公司很快被关停。本刊记者前去河源市环保局采访时获知：因牵涉血铅超标事件，名字职务还挂在政府网站上的环保局长何明亮，已被检察院带走“协助调查”。